中国的“十三五”将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迅速变革中展开。中国既必须清晰认识和自觉适应这种变局，以消除其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应当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这种变局，使之成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必要国际条件，为此必须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方位构建和治理能力的革命性提升。甚至可以说，通过内外兼修而构建起既能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能有效适应和成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的中国治理体系，发展出真正“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关系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格局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和构建的。人类长期以来以民族和国度作为单位而在特定地域分散生存和发展。民族与国家间关系调适往往通过战争来解决，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关系，也谈不上全球治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快速而又不平衡地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强行通过战争来改变与他国的关系，甚至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以至地缘版图。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此产生，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也呼唤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强国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战胜国通过《雅尔塔协议》等，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政治治理体系。联合国的建立和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安理会核心的“大国一致原则”，对于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战后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相应建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则为战后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
战后的世界秩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而展开，并通过由他们操控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支配与调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在各方面一家独大，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日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分别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优势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某些方面。其他各洲各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活跃于各种力量之间。由于世界多种力量处于不均衡和动变状态，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多元、纷乱和复杂。美国“9·11”事件呼唤着全球性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紧迫主题，牵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
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局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外交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交织状态，既展示着各国的实力与地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秉性，也急速地推动着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
其一，和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时代的总趋势，但如何有效管控战争则一直困扰着人类。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和平格局，但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人类不时走到世界大战的边缘。大国博弈不时挑动着各国的战争神经。战争的形式随着高科技的军事运用展示出全新形态。同时，安全威胁由传统领域渗透到非传统领域，形成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战争管控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敏感的领域和最严重的问题。
其二，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主题，但对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与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建构则一直困惑着人类。二战以来，国度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交错，世界经济徘徊在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有机整体，其积极作用与负面作用同时呈现，甚至出现“一荣不一定共荣，一损却可能皆损”的复杂局面。战后先后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金融泡沫、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为全球经济疲软甚至衰退。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会长期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的负面相关性中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其三，政治多极化加速拓展，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困惑着人类。全球化消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凸显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差异，加剧了国家间的利益纠葛与地位纷争。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对立仍然存在，却又共同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携手合作，谋求共赢。由于经济形势趋紧和利益分化，国度与地方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与多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有所弱化，各种形式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国际平台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它们削减着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力量，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展。这既给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对其参与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其四，文化多样化发展，文明冲突加剧，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抬头，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度与民族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更加趋同，也把各民族保存文化特异性提升到了文化生命线的地步。恐怖主义的全球肆虐挑战着人类文明底线，也不时扰动着全球治理格局。
其五，社会信息化迅速扩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立足于高科技的全球分工体系更加明晰，各国需要重新定位自我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位置。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的信息传输与交往方式，也几乎改变着世界的一切。互联网+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全球思维方式，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也提出了复杂的挑战。
中国“十三五”规划与治理能力提升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局的重要积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也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应当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特殊的谋划，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从中国健康发展和世界合理化发展的全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合理定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要深刻认识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多元基础、发展动力、演进逻辑、内在缺陷、问题根源和解决途径，准确预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趋势和价值导向，继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思想上的超前建构为实践上的合理设计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
第二，善于依据全球治理格局未来定位统筹国内大局，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努力深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进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在发掘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统一中推进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善于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国理政新境界，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自觉履行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以内促外，努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订规则的能力，确立中国话语权。一方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勇于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善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努力占领发展和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