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变通的主要类型
政策变通一般指政策实施中，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内容和政策约束作出调整后实施的一种政策行为。政策变通后可能与原政策目标相一致，也可能与原政策目标不一致或相背离。政策变通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政策实践看，政策变通大致呈现以下三种类型。
偏好型。政策执行者依据自身利益立场来界定政策目标含义，对政策作出选择性执行，其余则弃之不顾。尤其在政策界线相对模糊、政策内容和相应操作缺乏明确规范的约束机制下，这种选择性变通更易出现。此类政策执行行为基于其偏好和自定义，政策实施执行或神失，或形失，政策目标和政策重点局部性走样。
调适型。政策执行者在政策贯彻中对政策界线、内容侧重、宽严尺度等作出调适或创新。查尔斯·琼斯认为，政策规划的显性功能在于提出对于人们“感知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事实上，并非所有政策投放都能与客观政策需求“严丝合缝”。由此产生不对原政策作“不折不扣”贯彻，而在对政策原则精神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相应调整行为。这种变通，客观上有着正负两种不同结果。这一类型的政策执行不拘“形似”，但求“神似”。政策目标、政策重点形式走样。
歪曲型。政策执行过程背离原政策规定，与原有政策目标、政策预期构成巨大偏移。通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歪嘴和尚念经”即是此类。总体上，这类政策行为对于原政策执行既无“形似”，亦无“神似”，形神兼失，完全走样。实质上这是一种“政策梗阻”和“政策变形”。
政策变通的主要原因
政策变通是政策过程中时常遭遇的问题。一定意义上，“政策变通”是难以规避的。正因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政策“执行运动”，政策研究领域则形成了探究更好的政策执行效能的热潮。
由政策执行的“主观性”导致。由于对同一个政策结构、政策目标主观认知的差异和把握侧重的不同，形成对原政策执行的主观性变通。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当地利益考量，使政策变通成为当地政策过程的“常态”。借口从实际出发进而进行政策变通，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乱作为”的一种表征。这是政策变通的“主观性”界面。
由政策投放的“客体性”导致。任何政策的“普适性”与特定区域之间存在一定不对称。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公共政策具有统一性，但各地区社会状况差异极大，同一政策投放到不同地区，与当地现实情况和政策需求未必完全吻合。美国政策学者史密斯在研究政策执行过程时描述了政策的执行形态，认为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是影响政策执行效能的四大因素。特定客观情境使得政策必须在作一定调适后方可有效推行。这是政策变通“场景性”界面。
由政策制定的“供给性”导致。社会变革的复杂性，社会环境的变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特别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不可能精确无误地作出最恰当的政策安排。至于哈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亦是政策领域的常见现象。由政策本身各种质量问题导生的“不得不变通”，成为政策变革的一个重要缘由。而政策界线的模糊性、政策约束机制的某种宽泛性，亦给政策执行的自由裁量提供了条件。这是政策变通的“供应性”界面。
由政策本身的“应时性”导致。任何政策都是特定治理情境、治理命题的产物。政策介于法律和决定之间，本身具有某种驱动性。政策的动态性结构和特征给政策执行变通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政策变通的客观约定。这是政策变通的“因时性”界面。
政策变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公共政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尽管政策变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客观性，有时它还与“政策创新”相交互，但合理的政策变通是一种“渐进调适”，不合理的政策变通则严重影响政策效能和预期收益。
适度性原则。任何政策执行的变通，都必须在政策界线规定的适度范围内。凡超越了政策核心规定的所谓“变通”，都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林德布洛姆认为：公共政策不可能做到一次性周全而应采取“渐进调适”。合理的政策变通只能基于客观状况作微量调校，而不是“任性”的偏离。任何大幅度的自由裁量，都可能对原政策产生损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歪曲性变通，都从根本上背离了政策原旨，严重影响政策的实施效能。
程序性原则。政策变通行为必须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主要指政策贯彻执行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程序正义未必实现结果正义，但结果正义的前提必须有程序正义。必要的政策变通应通过呈案、商请、备陈、报批、集体决策等方式进行。缺乏程序正当的政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非正义行为，应予遏制。对于政策变通可以设置“程序节制”，即通过设置操作性程式工序，以筛去不合理的政策变通动议，约束政策行为的任意性。
防偏好原则。公共选择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人们在政策过程中的行为受利益驱动，以尽量多地获得其想要的东西。无论政策制定过程还是政策执行过程，都存在偏好。很多政策变通正是由偏好导生的，正如孟德斯鸠论述的：“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政策变通必须遵循一条原则就是排除各种利益偏好、部门偏好、功绩偏好、率性偏好。防治政策偏好的措施包括：一是组织多元参与，让不同利益主体（或部门）参与政策过程特别是政策监督过程；二是确保政策过程的透明公开，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并有博弈和中和的机会。
审慎性原则。任何政策行为都应审慎，不能恣意妄为。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推出，都有既定预期。任何以所谓“从实际出发”而对原政策的大幅度变形，都会严重损害政策的统一性和有效性。而且，任何形式的政策变通都是有成本的，都涉及诸多方面，会对社会构成显性的或隐性的损害。政策执行和政策变革既要“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又要“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具有稳定性。这种审慎原则，不仅包括不滥用政策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政策设计对政策预期、政策目标设定的科学、严谨和规范。
平衡性原则。社会是一个内部关联紧密的逻辑结构，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称和协同趋势，决定了社会系统的平衡性。一项既定政策的变异，可能打破整个政策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平衡性。正如经济学家科斯指出的，“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比如当我们以某种政策促进了汽车行业发展时，又会面临汽车保有量激增所导致的巨大交通压力和低碳环保压力。由此政策变通的底线，应确保政策的统一性，防止出现“一种不平衡或不合比例的状况”，充分顾及政策系统的关联性和平衡性。
公共性原则。说到底，公共政策是一种公共产品，目标是解决公共领域的公共问题。政策数理分析专家内格尔指出，“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好的政策执行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任性的，而是立足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究其真、本其实”的执行过程；懂得克制一地一己一部门利益考量的“变通冲动”。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公共精神是其灵魂。检验政策变通正确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是“察看公共精神在该过程里占多大优势”。任何基于公共精神的政策创新、立足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政策变通，都值得肯定。因为它是在“众意”基础上形成的“公意”，公共精神、公共利益成为包括政策变通在内的整个政策过程的绝对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