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大国向世界推销其“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论据。这一观点认为，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的学术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他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
“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是只有非西方国家都“民主化”，整个世界才会“安全”。在这种逻辑驱使之下，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就成为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尤其是对激进的民主派来说，只要把“独裁”、“专制”国家武力改造成“民主国家”，世界就此太平。此即所谓“刺刀下的民主”。在2006年的《美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专制统治。”西方国家高举着“世界和平”的神圣旗帜，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使干涉别国内政从此不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变得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民主和平论”因为“和平”二字而极具伪装和诱惑性，因而也确实受到世界上一些人的追捧，其实建立在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实乃水中月、镜中花。
“民主和平论”粉饰了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真实意图。美国白宫的“必读本”《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一书的作者夏兰斯基认为，“民主可以消除中东的‘暴政’”，其目的是“为布什通过在中东推广民主来根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夏兰斯基还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情绪是由巴一些当权者煽动起来的。只要使巴转向民主，就能把他们改变成和平制造者。”但事实上，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安全权、领土主权尚未得到保障和尊重，即使复制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难道巴以冲突就会戛然而止吗？西方国家以保卫民主自由为借口，以输出民主为对外政策，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近些年来西方“民主国家”挑起的战事却从未停止。
“民主和平论”美化了西方国家的侵略或干涉行径。“自古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类似的政治体制，而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假如爆发武装冲突，这些共同利益就会遭到致命的危害。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 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一旦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完全是存在的。二战中，欧洲就有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自由不是一种原则》一文中指出，“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和平的，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选举中因为缺少真正的民主应有的许多制衡机制，特别容易受制于民众的情绪，这种国家就会走向战争，如苏东剧变后的塞尔维亚”。“民主和平论”并未解决战争问题，相反，它却为一些西方大国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借口。比如，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帮助其建立所谓“民主国家”，但并没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自由之福祉，而是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比如，“独裁者”卡扎菲倒台后，“民主”的利比亚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成了灾难之源。
“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剂良方，不如说是构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的都是“饥饿的民主”、“贫穷的民主”、“无序的民主”、“血腥的民主”。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