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杨明
彩云之南，滇池之滨，作为云南小康示范村的福保，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看变化，议发展，人们的话题总离不开福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杨明。
一、（两面压缩出字幕，杨明同期声）：村长不好干，村官非常难当
“住在滇池边、种田要靠天、无雨遭干旱，有雨被水淹，” 这是福保人自编的一句顺口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贫困就象瘟疫一样折磨着福保人。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1978年以前都在买米，都在买粮食，不够吃。土地仍然是这些，人口是少的，但是产量低、吃的不够、生活是差的。）
许多人都清楚地记得，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曾经为中国农村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福保人也不堪示弱，用拿惯了锄头镰刀的双手，叩响了以工补农的大门。那时候的福保，四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小工厂。
作为福保第二生产队队长的杨明，率先办起了小纸箱厂，当年就获得两万多元的利润。
九十年代初，福保的乡镇企业开始跌入低谷、举步为艰。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我们福保十多个小企业倒闭以后，合并在一起叫我当厂长、书记的时候，那个时间最艰难。）
迎难而上，这是杨明的性格，也是福保人的性格。杨明面临的困难是要将这十几个小厂遗留下来的债务还清，更艰难的是要为这些小企业里的乡亲们重新安排工作。那时候的福保，几乎家家都有人在这些小企业里上班。900名工人的背后，是900个家庭。杨明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借出资金来把他们的债赔了，职工的情绪稳定了，同时再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新成立的福保彩印包装厂，就这样在杨明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短短几年时间就发展到占地100多亩，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盈利企业。在彩印包装行业开始小有名气，福保人在致富的道路上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杨明本人也多次荣获市、省、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称号。如今，这个产值已经从最初的200万上升到今天2个亿的福保彩印包装厂，已经成了福保的支柱产业，也为此后的福保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3年12月19日，胡锦涛同志走进了福保村，给冬日里的小村庄带来了一股热浪，也给作为厂长的杨明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和这张最珍贵的照片。
2000年1月，45岁的杨明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从一个管理两三百人的厂长一下子变成了2613名福保村民的当家人。从厂长到当家人，这种转变，对已经熟悉包装彩印行业的杨明来说，并不情愿。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让我当这个书记、村长，我是非常不愿意干的。因为我知道干这个书记、村长，你干得再好都不可能非常圆满，大家满意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当厂长，能让几百人过上好日子，当书记，却能让全村人走上富裕路，孰轻孰重，这位滇池边上长大的汉子心里自有一杆秤。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因为自己的角度不一样，自己是个党员，还是土生土长的福保村的村民。所以福保的兴衰自己是相当关注的。）
上任后的杨明，满腔热情，带着全村人埋头苦干，福保社会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建设云南小康示范村的成就有目共睹。如今，全村已经拥有福保彩印包装厂、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福保文化城等12家企业，固定资产8.6亿元，乡镇企业总收入从最初的22万元发展到今天的5.95亿元。有两家企业产值超亿元，有三家企业进入云南省首届“百强企业”。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多元。敢想、敢闯、敢干的福保人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赢得了全社会的目光。2003年，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在福保召开，2004年，福保被评为中国十佳小康村。当年福保人在滇池边撬动第一块土地建盖工厂时，又怎么能够想到，昔日的小渔村，如今已经成了吸引数亿投资，每年诞生几个亿产值的福天宝
就在杨明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实现福保经济二次腾飞的时候，2005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上任五年的他伤透了心，也让杨明承受了荣誉之外的一份心酸。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因为有几个村民造了个谣，说我和我爱人把集体卖土地的钱带着跑掉了，跑到美国去了。）
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堵住了进出村口的道路。
（采访福保村老年协会主席范素珍：全是老人去坐着，我过路都不让我过，进不来啊。）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副书记杨正宽：包括我们外聘请来的师傅，那些工程技术人员都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杨明的爱人在福保文化城工作，为了发展，文化城曾经向村委会租借了70多亩土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官渡区为了保护官渡古镇，准备将昆明市第九中学搬迁到福保村，看重的也正好是这块土地。于是，“卖地风波”不胫而走。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副书记杨正宽：其实在这件事中，我们班子是知道的。）
（采访福保村妇女主任栗秀珍：当时开了好多次会，最后还是通了，通的那天说清楚是租，不是卖。）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副书记杨正宽：12月1日这个阶段正是在谈判当中，还没有拍板。什么时候付款、或者说付多少钱一亩，这个协议还没签。）
其实，文化城并没有将这块土地出售，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村委会。一部份知道真相的群众上前制止，一时间，也受到了伤害。
(采访福保村老年协会主席范素珍：你看那些煽动的人，什么无聊的话都来说我，说我得了杨明的多少钱、得了多少万。）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当时我非常气愤，我说我真是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心都掏出来了。现在国家允许办个体企业，我自己去办自己的企业去，何必受这个罪呢，我还不想干呢。)
(采访福保村妇女主任栗秀珍：这个事就是这样，再你做得好，十件事情有九件做好，有一件没做好，人家就抓着这一件，就不说那九件了，不说你做的好的那九件，他只说你做不好的那一件。)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作为村民来讲，我非常理解他们，如果换个角度我是村民，听到哪个干部把大家的资产吃掉几千万，带着跑掉多少，我也会激动地跑去问问看的，这个不奇怪。)
关键时刻，作为战斗堡垒的党组织发挥了作用。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真相，疏导群众，福保村的120多名党员行动起来了。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回家去呢把该劝说清楚的劝说。有两口子打架了，男的是党员、女的不是，回去劝了不听还打架的，真有其事。我感到比较高兴。)
这样一支党员队伍，让杨明欣慰。群众给予杨明的，也同样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2007年4月，福保村的换届选举结果，既在情理之中，也有意料之外。
(采访福保村老年协会主席范素珍：有的群众就说选什么选，你是要把我们吃的米选掉吗？就是让杨明当着，一个都不选，就是选他。）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你就说村委会换届，有些地方都是兴拉票、出钱拉票，但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存在，这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但是杨书记的得票率相当高。所以说我们福保有这么好的书记，是我们福保人民的福气。)
在选举中杨明100％的得票率，成为福保历史上少见的现象，即使在广大农村，也不多见。这反而让杨明感觉到了负担。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为什么呢？一百几十名党员，有十来票不同意我，我都觉得可以了，我还是对得起大家了，因为村干部的工作终究是要得罪人的，结果来了个满票。)
(采访福保村老年协会主席范素珍：从杨明的角度来说，只要多有几个人不选他，他就好推脱了，但是没有群众不选他，他就推不掉。)
一个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村干部，群众是不会伤害他的。既要为群众谋利益，又要忍受群众的一时不理解，一直都在委屈与责任之间艰难抉择的杨明，对村官是不是难当，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只要提高福利，只要给大家享受，大家生活好，我相信大家会深有体会，会理解我的。)
二、（两面压缩出字幕，杨明同期声）：我们应该是管两头,中间奋斗,这是我们的思维,也是一个定位。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了解杨明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格温和，非常孝顺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杨明对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翻开福保发展史，关注教育，关爱老人被摆在突出的位置。一老一小的人生两极，始终被杨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在心里。
在福保，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不用出村，就能享受免费教育。与孩子们一起分享杨明爱心的，还有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们。每次村委会发的礼品，都要为老师们留下一份。逢年过节，杨明和村委会一班人更没有忘记。
（采访福保小学校长梁斌：每年教师节都请老师到文化城玩，或者是开座谈会，还给学校派来了做饭的工作人员，解决了老师回家吃饭难的问题。）
小学升初中，福保的孩子们要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读书。早出晚归，有的甚至干脆住在学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不能让更多的群众享受这种变化带来的丰硕成果，杨明自己是不会答应的。这也许就是2006年区委决定搬迁昆明市第九中学后，杨明想法设法让这所中学落户福保的真正原因，也是学校落成后，他同样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办学条件，无偿提供水电服务的真正动机。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党总支书记李宾：我们刚刚搬过来后，学校外面的路灯不亮，我们头天提出来，第二天早上就解决了。）
第九中学周边，外来人口多，又紧邻作为旅游地的福保文化城，人来人往，校园治安环境十分复杂。杨明就安排村委会的保安和护村队，每天早晚定时巡逻。每当学生发生被外来人员骚扰的时候，村委会的护村队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学校的事就是村委会的事，杨明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党总支书记李宾：我们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就到我们学校、到以前的老学校，还有到现在的这个学校，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感受到杨明一番诚意的，不仅仅是校方，也包括像刘敏辉这样的青年教师。那时候，住房紧张，学校就安排四个老师住在一间。刘敏辉与妻子两个人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学校破例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小标间。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刘敏辉：我们是居家户，住在集体宿舍也不方便。）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蔡咏梅：当时我还怀着小孩，那时感觉那里空气什么的都不好。）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刘敏辉：就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了村委会，村委会的领导就马上帮我们物色房子。）
（采访昆明市第九中学蔡咏梅：确实自己又不是本地人，来到这里觉得举目无亲，突然人家给你安排了住房，我觉得特别感谢领导。）
实际上，昆明第九中学落户福保，不仅解决了福保学生上学远的难题，也给福保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800多名学生的学校，为福保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难怪人们都说，杨明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当家人。如今，福保人不出村就能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的全部教育。对于那些考取中专以上院校的福保学生，村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定下了铁规矩，每年进行重奖，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未中断，只是奖励的力度不断加大。
（采访福保村妇女主任栗秀珍：考上专科、本科、重点的，现在重点的都是奖励四千，四千、三千、两千的等等不一。）
福保的孩子是幸福的，幸福就在于他们生长在一个被精心呵护着的和谐环境中。他叫曹俊松，是土生土长的福保人。2002年，他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已经成为福保彩印包装厂部门主管的他，至今都还记得自己当时获得2000元奖励时的情景。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业务主管曹俊松：这两千元钱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当时我一直记得是杨书记亲自把那两千元递到我手里面，当时我的心里是暖暖的。）
杨明的思路很明确，一老一小，管好两头，他把福保这个小社会的和谐，建设得井井有条，规范有序。最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那些为生计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们。在福保，每个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享受到村里的福利待遇，今年，村委会更是将年龄放低到55岁。难怪有人说，福保的老人，比有些城里人待遇还要好。
（采访村民：一个月每个老人有30个鸡蛋、两斤肉、10斤米、两包荞面。）
（采访村民：总之都不需要你操心，到时候就会派人送到家里。）
（采访村民：到八月十五(过节)的时候，月饼、水果都发的。）
（采访村民：原来没有这样，他这条感觉是做得比较好的。）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福保的老年协会，把老年人的活动组织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文艺演出队、健身操队、定期外出游玩，让老人们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享受福保新农村变化的，并不仅仅只有老人和孩子。社会福利事业覆盖面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老弱病殘，这些弱势群体更需要社会的关爱。对此，杨明的理解是独特的。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有能力的人出去闯，没能力的人我们书记、村长就应该管。）
在农村，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惠及了众多中国老百姓。福保人与其他地区的村民们一样，每人每年也拿出30元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但他们的做法似乎又与众不同。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助理陈明涓：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农村合作医疗，从区统筹重新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村办村管的方式，在我们村实施开了，也就是说把我们区、乡、村三级合作医疗经费放到了村里面自己管理。）
自己管理医疗经费,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认真统计，更需要雄厚的集体经济作为支撑。只有福保人，才有这样的魅力，将农村合作医疗的上限高高地定在6000元，是其他地区3000元的两倍。村民周琼芬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采访村民周琼芬：06年我住院用去二万一，在六甲乡报了，医疗费只能报三千，我个人要出一万八。来到村上，我们村委会报了六千，我个人只出了一万五。）
与此同时，杨明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理念引进福保村委会，率先在全省建立了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区卫生局的帮助下，投资三十万元，改造房屋、购置设备，进行人员培训，提高医护人员素质。
（采访福保卫生所医生：以前我们卫生所还没有转改为社区服务站，用的都是以前原始的四小件，一个是听诊器、体温表、体重称、血压计，就是这四小件。）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助理陈明涓：在去年我们添置了四大件，也就是我们医院的B超、X光机、心电图机和半自动血尿分析仪。这四大件运用到我们农村卫生所来，这应该算在全国是条件不错的。）
同时，村委会还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体制进行改革，既盘活了卫生服务站，也为村委会减少了开支。如今，自负盈亏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门诊量大幅上升，已经超过一般的乡卫生所。过去连患个感冒也要到昆明市区大医院看病的村民们，纷纷转到了社区卫生站就诊。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助理陈明涓：以后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把社区服务站做大、做好，尤其是做实。让我们本村的农村真的小病不出村，大病就可以及时转送到上一级医院，防止恶性疾病的发生。）
把福保建设成一个福利型的小社会，这是村民的愿望，更是杨明的心愿。用不断壮大的集体经济作支撑，村民们的福利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社会福利，反过来又会促进村民们为集体经济献计献策，这种良性循环已经在福保形成，村民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杨明的心愿也正在一天天地了结。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如果用几年来积累一下，再用自己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的福利、大家的安居乐业会解决得非常好，这是我作为一个书记一生的目标）
三、（两面压缩出字幕，杨明同期声）：要办好一个厂，作为第一把手来说，就要象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
福保的集体经济，主要依靠企业。
福保人对于兴办企业情有独钟。从1971年5月，福保四队的铸造厂，到如今的包装厂、印刷厂、造纸厂。福保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办厂的步伐，这些滇池边长大的庄稼汉对工业的热情和向往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就在许多农村花大力气转移剩余劳动力，纷纷背起行囊进城打工的同时，福保却很少有人外出务工，家门口的乡镇企业，早就向他们敞开了大门。既种田又上班，福保人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现代农民的新内涵。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农村办厂来说，存在观念的问题，对待人才的问题。）
关心工厂，要像关心自己的身体一样，杨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彩印包装厂，是杨明一手创办起来的。现在，身为村委会书记的他，仍然是彩印包装行业的行家里手。厂里签订大的订单，上马新项目，进口新设备，都要请他来，杨明也总是想方设法挤时间来指导。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关心的时间也比较多，只要我们有事情打电话给他，他马上就来，不休息他都要过来。）
2002年，杨明胆囊炎发作，住进了医院。可是，刚刚做完手术第五天，彩印厂就需要到曲靖去参加一个大型招投标活动。当时，他的伤口还没有折线，应该卧床休息，更不要说坐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凭着多年在彩印行业的苦心经营，杨明的威望与能力无疑是他们这次竞标的“重型武器”。就在他们左右为难的时候，杨明带着村里的医生鲁丽华坚强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他是睡着去的，还不能坐着去，因为他做手术的时间太短了。）
（采访福保卫生所鲁丽华：天气还特别冷，相当冷，我记得。）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那个路又颠簸，又远。）
（采访福保卫生所鲁丽华：曲靖那里还在下小雪。）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那个订单对我们相当关键，对福保相当关键。）
（采访福保卫生所鲁丽华：我自己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一旦这个订单拿到手，我们起码就有两千多万。）
（采访福保卫生所鲁丽华：后来去了两天 还是三天，一直在打着吊针。）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那次我们去还是一炮就打响了。）
（采访福保卫生所鲁丽华：换药都是在住的地方换。）
（采访福保彩印包装厂副厂长曹永德：对方也比较感动，所以这个大订单我们就拿到了。）
2000多万，对于一个乡镇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杨明也不例外。但是，为了集体企业的发展，可以冒着伤口被感染的危险，这种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一点，杨明做到了。
2003年11月，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在福保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名村名镇的当家人，在这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这次论坛在提高福保知名度的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杨明。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我们自己以为自己还是可以的，但是和全国的村长一比较，我们村的发展就太差了。）
向文化旅游产业进军，这是福保人得出的新结论。福保的发展，在这里又寻找到了一个新方向。
他们借助濒临滇池的区位优势，相继建成了以福保文化城、蓝色庄园为代表的生态休闲度假村。新建成的福保文化城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旅游度假、会议接待和文化交流中心，并拥有荣获吉尼斯世界之最的亚洲最大水上世界，同时，还成功地举办了“首届福保亚洲杯攀岩比赛”。如今，福保文化城已经成为省内外声名远播的名牌文化企业。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因为旅游是一种文化，旅游是干什么的呢，旅游主要是参观文化 享受文化。所以我们就想，为了反映滇池文化，逐步来建设，所以才取名为福保文化城。。）
2006年，福保又投资3800万元，建成了“福保大剧院”。剧场占地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整台晚会更新了传统的舞台模式，将表演区域和空间融入水中，围绕滇池，推出了一幕反映滇文化的精品艺术盛宴《福天宝地》，充分展现了滇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福保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重视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关心人才的历史。福保人“贪才”，贪的是人才。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副书记杨正宽：他对人才的尊重，就是到一些国营企业，一些同行业的大厂，礼贤下士，聘请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才。）
多年来，福保先后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中，聘请了一大批“业余工程师”和“星期日工程师”,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与福保风雨同舟，共同走过三十多年峥嵘岁月。他们已经对福保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杨润生原来是昆明国防印刷厂的一名中层技术人员，冲着福保的品牌效用，他在原单位辞了职，来到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成了一名副总经理，主管质量，他对福保人爱人惜才的感叹，真诚而又热烈。
（采访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润生：我甚至表示，就是扫地，我也要在福保，在东陆干了，就是那么回事，经济上我都不考虑了。）
把外面的人才“请进来”，把自己的青年“送出去”培训学习。福保人所做绝不仅仅是培育几个会办工厂的厂长经理，他们的目标是要把整个福保人都培养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更有胆识的是，他们依托云南省委党校、云南农业大学的办学力量，专门为福保人举办了两期大专函授班，让村民们普遍提高文化水平。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助理陈明涓：2006年中我们选派了村委会的三名同志，到清华学习MBA，今年就选派了两名同志，同样是去清华学习。）
时光的脚步在不经意间走成了历史，这个昔日的小渔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村。是乡镇企业把农民变成了现代工人，是乡镇企业壮大了集体经济，富裕了个人，让福保变成了花园。同样也是乡镇企业，支撑着福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福保小康之路的秘密所在。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因为我们有集体经济，因为我们现在办的产业都是集体在控股，集体来发展，所以我们就经济实力来发展，所以我们有这个经济实力来解决村民的福利待遇问题。）
四、（两面压缩出字幕，杨明同期声）：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合作起来，因为单丝不成线。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用血红的手印，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拉开了序幕。作为历史事件，它的伟大意义早有定论。抚今追昔，华西村的发展模式又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
在昆明，福保村的发展之路也同样值得总结。土地始终掌握在村委会手里，这是福保村能够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也是福保村有能力为村民们带来更多实惠的前提，更是他们能够集中全部资源谋求福保大发展的前提。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作为村干部来讲，你就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解决村民的这些问题，才能发展，如果说是靠一家一户凑钱来修路，搞绿化，建设，环境卫生也好，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做一时而不能做一世。）
如今，在这片福保人世代劳作的土地上，一幢幢规范、新颖的三层别墅式居民楼，拔地而起，替代了往日破旧的泥坯土房。绿草荫荫、鲜花盛开的宜人环境替代了昔日泥泞脏乱的乡村道路。福保人走进了春天，走进了世世代代的美好憧憬中。
（采访村民：种了一些树，绿化搞得非常好，比较不错的。）
（采访村民：假如让我去城里住，我还不一定去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环境太好了，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而且又干净又整洁。）
1994年福保村就制定了《村镇规划建设方案》，按照总体规划，突出文化特色，使村镇布局更合理，环境更美好。他们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层高、统一面积、统一外装修和绿化，这几个“统一”，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力量。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如果当时我们真是跟着一风吹，把土地全部分到私人手里，现在哪怕是迈过一条田埂，都过不去。）
福保,地处昆明近郊,地理位置优越。如果把出租土地当作一条致富路，村民们固然可心分得一些眼前的既得利益，福保也完全有可能一夜暴富，但杨明并不这么想。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用资源、卖土地来分配，有些地方是以这个来致富的，但这种象发高烧一样，烧退了就再也没有了。）
农村合作化，把一家一户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这，也许就是杨明所说的“单丝不成线”。“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杨明的理解是深刻的。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这些土地原来统在集体手里面，没有分到每家每户，只要我们发展需要，随时要都可以。）
发展乡镇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之路，是福保人奏响的一曲绵延三十多年的时代交响曲。三十多年沧桑巨变，铸就福保今日辉煌。
翻开福保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是翻开了一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奋斗史。福保的党员是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党员。在艰难创业的岁月里，在市场浪潮的搏击中，他们不是赛着冒富，而是比思想、比奉献，实现共同富裕。三十多年来，党员干部的心始终和群众贴在一起，汗和群众始终流在一起。走进福保这个大集体，就是走进一个温暖的家。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有能力的就可以往外面走，你自己创自己的事业，不一定非要大家窝在一起，如果没有能力的，就是我们集体带着 带着走。）
声名远播的福保，张开双臂，迎接着四方来客。有国家领导人，有外国友人，他们在这里感叹，在这里思索。发展速度快、经济实力强的“福保现象”是一个让人永远回味的新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这里接待最多的，是全省、全市各地的村官们，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新农村，感受到了新农村。
（采访中共福保村党委书记杨明：福保的新农村应该具备小桥流水、青砖灰瓦，作为一个名村名镇，同时应该是商业气氛比较浓的一个村。）
新的蓝图已经绘就，巩固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杨明，这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对福保的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