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认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治意义
彭庆军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撰文认为，所谓政治认同，就是人们对于国家、政府、政治权威人物等政治主体及其政治过程、政治产品的认可和支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的政治认同标准、原则及其层次有着十分重要的差别。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政治认同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政治认同转向了现代政治认同观。现代政治认同作为对于政治共同体、政府及其基本制度的认可和支持，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多层次的政治认同。它是维系现代国家中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政治心理基础，因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提高人们的现代政治认同水平，政府的行为极为关键，首先必须建设法治国家，保障社会公平。法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即公民的政治认同感)，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其次，必须扩大政治参与，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和谐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依赖于人们在共同的政治经历与政治活动中所产生的共同的政治情感。再次，要防止政治崇拜，维护社会稳定。
怎样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在《理论探讨》2006年第6期撰文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看是否真正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以人为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支持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式，即农场规模可以大到一对一跟公司谈判，形成契约关系，公司加农场主的产业化也就实现了；另一类是在东亚的小农社会，基本上是综合农业模式，其对象是经济不规模的细碎小农，所以东亚不可能照搬美国的产业化模式。针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来看，似乎只能用东亚社会普遍采用的政府资助综合农协的方式来化解我们的三农困境，来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于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就成为首要的选择。事实证明，要想让农民真正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首先要改的是政府，因为政府及其相关单位已经把太多的资源垄断起来，必须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治理腐败的手段
朴永浩在《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撰文认为，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腐败是一种具有结构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社会病理现象，因此只有采取结构合理和系统完整的综合手段才能有效地遏制或缩小腐败。结构合理、系统完整的综合手段，应当包括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的治理手段，才能真正使政府主导的反腐活动从以惩处为主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改革反腐”、“制度反腐”。
解决“三最”问题要有真感情、用真功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最近指出，对群众要有真感情，对群众的事情要用真功夫，这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前提，是检验宗旨观念牢不牢的试金石。对群众有没有感情、感情有多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我们解决“三最”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成效。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有财力困难的原因，但很多时候，是宗旨问题，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如果仅仅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私心杂念太多，在解决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时就会一味强调客观困难，消极被动地等待上面给钱给物给政策；如果能够牢记宗旨、情系群众，把群众的安危、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就会首先考虑该不该做，研究如何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主动去做。
俞正声同时指出，解决“三最”问题，要靠财力，更要靠改革，不能简单地认为把钱拨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改革作保证，投下的钱很容易“烟消云散”。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与改革体制、创新机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建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法规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现阶段，各地政府既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却又将其视为不安定因素，在政策制定上对农民工实施以管治、限制、防范为主的消极政策。被边缘化的农民工个人风险的不断累积，必然演变成社会风险，进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牵涉5亿人口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集中清理排斥与歧视性规定，建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法规政策体系，已迫在眉睫。应将农民工问题作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积极促使这一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应打破现有思维定式，不能再把农民工排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把农民工问题视为农民工自己的问题，放弃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不能对农村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忽略农民工群体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益；不能再强调财力不足，对农民工问题继续漠视；更不能继续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固守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思维模式。要真正确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路解决农民工问题，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步伐。
三大“痛点”影响百姓幸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看病难、看病贵”首次成为城乡居民眼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这三个“痛点”，正侵蚀着百姓对生活幸福的感觉。
根据入户调查，老百姓九成以上表示对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持比较乐观态度，相信“党和政府有办法管理好我们的国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认为是暂时的、可解决的。但人们普遍不满意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如今的社会分配秩序，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下层或者中下层。老百姓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大大低于投资率。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另一方面也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开支持续走高严重抑制消费的结果。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医疗已经成为家庭除食品外的最大开销。医疗费用的喷发式增长，使城乡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非常突出。在就业和收入差距方面，除高校扩招带来的毕业生就业的严峻局面外，农民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为土地城市化快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建设新农村报告“量化”二十字方针
2007年1月24日《北京日报》）有文章报道：中央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描绘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2007年1月23日，中央党校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2006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状况报告》，对此作了具体描述。
这份报告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中，生产发展就意味着粮食自给率大于95%，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大于6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60%，人均肉类拥有量大于80%。关于生活宽裕，报告认为，按小康标准计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至少要达到6000元。农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小于40%，每百户拥有电话80部、彩电49台。在农民生活质量指标上，70%的农户家庭有卫生而所，80%的农户室外有硬化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