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代表选举面扩大
200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通知》亮点很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知》明确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前要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并听取意见；要积极地把新经济社会力量吸纳进党内，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这是两条全新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组织建设工作又有了重大突破。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认为，《通知》中还有一处亮点值得关注，即提出要“提高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除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维持不变外，其他选举单位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一般比十六大时相应提高5个百分点”。叶笃初表示，提高一线代表的比例，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层；党组织、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部分群体最能反映基层群众的意志，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基。
干部考察方式亟待改革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了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考察方式。他说，各级组织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黑龙江的韩桂芝，过去就没有考察出来。因此，不能像现在这样临时考察，一次派很多人下去。要加强经常性考察，结合中心工作进行考察，有时临时性考察还是发现不了问题。
张全景感叹，现在考察一个副省长，一般找厅局级干部谈，而当地关系也复杂，敢说真话的人少了，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他坦言，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即使自己亲自去，也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想去下面“蹲点”根本无法实现。一下基层，省、市都来接待的人。实践证明，干部考察方式需要改革。
社会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蒋传光在《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撰文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是和有效的社会控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和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控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制度是任何社会存在的前提。但在社会生活中，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不仅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需要社会制裁，而且对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也必须进行规范和制约，通过社会控制把整个社会生活限制在社会秩序范围之内。第二，社会控制是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要维护自身的统治，建立统治秩序，需要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第三，社会控制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要使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必须要为社会提供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和井然有序的稳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完备的社会控制系统，才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小圈子”严重危害党内和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再次强调了党风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发生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中，个别领导干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严重危害，以活生生的事例给各级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内生活必须首先和谐，而“小圈子”是党内和谐的一大祸害。党内“小圈子”最大的祸害，在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创造条件，党内的“小圈子”同样是社会上—些不法之徒牟取非法利益的突破口。在个别领导干部的“小圈子”里，匪气、霸气、江湖义气代替了党纪国法，规章制度成为儿戏，政策、原则都可以成为圈里人以权谋私的本钱。一旦关键人物被“攻下”，“小圈子”里的大小人物往往都可以变成为其效力的“哥们儿”，使权钱交易一路绿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加强党风建设、维护党内和谐提出了新的紧迫要求。一些地方的党内“小圈子”必须破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维护。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胡绍元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撰文认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我国民主化进程，促进了农村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由于对基层民主选举认识不一致，实践中制度不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不配套，程序操作不规范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直接引发或诱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给农村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障碍。应当健全村委会选举制度，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加强对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规范基层民主选举的程序，推进“四个”民主的统一。
制度建设乃惩防腐败之首举
马建文在《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公安腐败现象的主因是制约机制不完善，尤其是现有监督机制的弱势和没有充分发挥其反腐防腐的作用所造成的。制度在一个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关系越是复杂多样，越需要制度。制度的作用也因此就越大。制度的约束，制度的奖励，制度所包含的信息，制度将分散的个体行为纳入到统一轨道、秩序、方式的功能，使它能够形成社会整体力量，能够成为整体性环节，能够作为现实存在而与整体的思维发生关系。制度建设乃惩腐防腐之首举。加强权力制衡，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是重要环节。首先，要抓好内部监督部门的合理设置；其次要理顺各个监督部门的关系，各司其责，协同作战，加强各项权力的制衡；再次，要把党内党外的、内部外部的、行政法律的、社会群众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网络，发挥整体效能。最后，要坚持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
公务员精神的基本特征
王金根2006年第10期《党建研究》撰文指出：公务员精神是公务员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政治思想、职业素养和精神风貌，其基本内涵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公务员精神有以下基本特性：
首先，公务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文化结晶，其基本内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公务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公务员精神作为个性，既为作为共性的中华民族精神所统领，又因其丰富性和具体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具体体现。第二，公务员精神是公务员制度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公务员制度是对公务员进行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我国公务员制度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等。第三，公务员精神是党的干部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干部精神。如红军精神、苏区干部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公务员精神既继承了这些精神的精髓，又丰富了党的干部精神的内涵。